首 页  >>  新闻动态  >>  最新动态  >>  字画造假为哪般

字画造假为哪般

“如今哪还有真东西,搞收藏的都收藏高仿品。”在北京潘家园经营地摊书画生意的吴老板告诉记者,他以卖启功的字为主,便宜的30元,档次稍高一点的80元。记者临走时,吴老板不忘善意地提醒,“把字卷起来,放个潮湿的地儿,一个月后保证分不出真假”。在潘家园里像这样经营假字画的有近百家店,圈里人流行着这样的说法:潘家园里的字画99%都是假的,剩下的1%基本上就是民俗画等民间艺术。这里的假字画不仅在国内很有市场,还漂洋过海,流播世界。

假字画已成产业链

要说仿画,自古就有,因为临摹前人名作是书画学习中的必要步骤。但是拿假画来卖钱,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。90年代初,当书画经历了“破四旧”之后被人们重新拾起,并成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后,假字画就出现了。北京市平谷区的收藏家李先生曾经是潘家园的常客,据他回忆,早期的仿画一般出自名人弟子之手。当时,虽说名人字画比较便宜,但也相对难求,有时大师的弟子们会把临摹作品拿出来应酬,而大家对字画的品质也较为认可,于是这成了潘家园仿字画的雏形。

到了90年代后期,潘家园里出现了另一类仿画者。这些人有较好的书画功底,但尚未出名,为了维持生计,便仿写名人字画。张雪明便是这其中的一位,提起他,潘家园里没人不知道的。他幼年练字,精通柳体,当年从河北来到北京,想凭着一身本领在潘家园找到一块立足之地。但没有想到,自己的字一幅也卖不出去,眼看连房租也交不起了,他想到了仿名人的字来卖钱,最后他选择了同样写柳体的启功先生。经过反复的研读临摹,他写出的字与启功的字有了几分神似,终于有一天,商贩以一张字10元的价钱买走了第一批字,渐渐地,他便在圈里有了知名度。为此,他还得到了启功先生的面见,老先生怀着“让大家都有口饭吃”的仁慈之心,不仅没有斥责张雪明,而且赞赏他的字写得好。如今张雪明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,结束了仿字的生活。据说,现在还有人去仿他的字。

潘家园假字画真正繁荣起来是在2000年后。这时涌现了大批的造假者和大量的假字画,仿制假画也已形成系统的产业链条。这个时期“产品”更加丰富,有齐白石的虾、郑板桥的竹、范曾的“关公”,有启功、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,也有王沂东、张晓刚的油画,还有郎世宁、左宗棠、鲁迅的作品,用卖主的话说:“哪个名家的都有,如果找不到,那肯定刚刚卖完。”

假字画泛滥源于有需求

“因为有需要,才会有这么多假字画。”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经营字画生意的董先生分析说,“近些年,老百姓手里有了点钱,需要些艺术品装点生活,但是真的字画又买不起,于是便倾向于买假画。”他每年会定期来北京的潘家园购置商品,根据他的经验,启功、张海和刘文西的仿品在甘肃最好卖。

“还有一个用处是送礼。托人办事送幅假字画,花的钱不多,还挺有品位。而且一般不懂的人也看不出真假。”在潘家园卖书画的张老板补充道。

“早期仿画是被生活所迫,他们都是偷着做。现在仿画的以画院的学生为主,从外地来到北京,挣点生活费。”董先生说。

仿画和卖画的人越来越多,生意自然也越来越难做。来自天津、在潘家园卖仿古画的解老板坦言:“这行的生意竞争也很激烈。我们天津的画做旧水平是最好的,从纸到轴全是按老东西的样子做的。前几年这一幅少了300元不卖,现在也就只卖100块了,赚头越来越少了。”

甘肃的董先生说:“仿制手法在不断更新,买家的要求也随之提高,时不时需要换换口味。仿旧画流行了十几年了,该落伍了。”

假画在潘家园如此盛行,却一直没有相关部门的介入调查。“在潘家园里,假画顶多算个工艺品,卖家不会当真的卖,买家也不会当真的买。”在潘家园经营十几年的古老板认为,“价钱在这儿摆着,对真画根本够不成冲击”。

低价的假字画虽然对真迹的影响并不大,但对那些忠于自己风格的无名画家而言就形成了很大的冲击。如今在潘家园,依然有执着的画家卖自己的画、署自己的名,他们虽然对那些仿画者不屑一顾,但也不得不承认,为了和低价的假画竞争,不得不使劲压低自己的作品价格。(屈菡)


造假高手仿制明清古画揭秘

古画名作历来是人们追捧的对象,也是进行艺术品投资的一个良好项目,更是历朝历代造假作伪者的主要目标。鱼龙混杂的书画市场既是人们淘宝的好地方,也是造假者的“天堂”。为了提高大家的书画鉴赏、辨别能力,我们请有关专业人士撰写了这篇文章,帮助书画爱好者了解历史上书画造假的一些内幕,尽量避免上当受骗。

有人认为,中国的书画史就是一部书画的作伪史。这话虽然有点夸张,但也揭示出了其中一部分事实真相。有文献记载, 东晋时期摹仿王羲之字的人就已经很多了,唐代已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羲之字的真假。到了近现代,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。目前的书画市场上,那些所谓下真迹一等的赝品,依旧频繁出现,不但让很多专家大跌眼镜,也让一些书画收藏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为什么高仿的东西能够堂而皇之地在书画市场上泛滥?它是怎样制造出来的?又是怎样进入市场销售的?这里面隐藏着多少秘密?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,揭示其冰山之一角。

民国时期的高仿书画,其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都很高,不像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、扬州的皮匠刀、北京的后门造那样,艺术水平很差,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些高仿的书画多采用分工合作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方式,由多人联合完成。与历代的赝品相比,这些出自“名家之手”的东西,不论是画面构图、笔墨工夫还是装裱水平都下真迹一等,与原作十分近似。贩卖这些高仿书画的人,有的是有社会地位的人,有的甚至是当时书画鉴定的权威。这些大人物参与到高仿书画的经营之中,这在明清时期是不多见的。不但书画如此,青铜器也一样。著名的学者容庚是研究青铜器的专家,编有《金文编》等名著。就是这样的专家,也参与到高仿青铜器的仿造和买卖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有个笑话:一次在批斗容庚的大会上,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的那年那月,向外国人卖了一件青铜器绝品,是里通外国;没想到容庚很大方地承认有此事,不过又加了一句,那是我弄的一件假东西蒙外国人的,搞得众人大笑。

“云起楼”三剑客的往事和近事

“云起楼”是上海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严惠宇,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古玩店,主要以收藏、经营书画为主,在店里工作的三位书画高手:刘伯年、潘君诺、尤无曲被尊为“云起楼”的三剑客。这三位画家的传统功力深厚,特别是刘伯年,在古代书画的复制、临摹上本领高超,不让他的同乡张大千。他早年拜画家王个为师,学习吴昌硕派的大写意花卉,后又广泛地学习宋元绘画的精华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他的画路很宽,从宋人的工笔花鸟到清代华新罗的山水无一不能。解放后,著名的鉴定家张珩想请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书画的修复工作,可惜因历史原因,他被关进了监狱。在监狱里,刘伯年被放到监狱的美术厂改造,在这里居然发挥了他的特长——三年半时间里仿制了大量的古画,其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才真正地获得了艺术上的自由。

刘伯年的作伪古画有这样几个特点:一是他虽然拜在王个的门下,但他的画路更近于他的同乡张大千,对宋人作品揣摩得很透,无论是在线条还是在设色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对应性,惟妙惟肖;二是他的做旧功夫非常高明,不论是纸上的包浆,还是纸绢的“旧气”都做得非常好,可称是天衣无缝;三是他所临仿的对象多是选择工笔或为小写意的花鸟、人物,没有大写意风格的作品。原因很简单,工笔或是小写意的画绘制时间较长,工序较复杂,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。如果摹仿者的水平高、心态稳,可较容易仿到与原作相近的程度。这是他的仿古作品能够让很多大鉴赏家“走眼”,并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主要原因。如建国前,他臆造了一张《梨花鳜鱼图》,托名是宋代画家李延之的作品,这件作品生动、自然,没有亦步亦趋摹仿古人所产生的生硬、局促之感。它先被人悄悄地弄到了北京,后由画商陆鲤庭卖给了上海博物馆,上博把它作为精品收入《画苑缀英》。刘伯年看到画册后感觉事态严重,就主动给有关部门写信,说明他造这张假画的情况,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。同样的事情在多年后,又在另外一地发生了:1982年,刘伯年应邀为茅盾纪念馆做画来到浙江桐乡,该地博物馆拿出一张古画《金盆饲雀图》给大家看,只见画面上许多麻雀围着一只精美的漆器盆嬉戏,布局生动,造形准确,线条的勾画与赋色都是典型的一派宋人风貌,众人异口同声叫好,唯有刘伯年默默不语。事后他告诉别人,此画是他解放前仿的一幅“杰作”,众人恍然大悟。1983年,他照此画重新画了一张,并题跋“余四十年前曾有此作,沧桑后辗转不知去向。辛酉秋在桐乡博物馆忽复见之,为好事者伪托为宋人笔也,人不察视若球图,意,鉴别之难固不易也。”该画曾在一大型美展上展出。

刘伯年亲自动手做旧的画更令人称绝。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张仿清代画家华新罗的人物画《老吾老图》。这件作品的布局疏朗,气韵生动而平和,人物的开相和线条的勾勒精妙绝伦;特别是山石和树丛的画法,更是充满了华新罗再世之味。题字虽然是他的本款,但是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有意仿华岩笔意。如果他刻意仿华岩的款,笔者认为是完全可以让人“打”眼。王个先生看到这张画后,欣然题曰:“伯年弟是吾门下第一人也。”


以假乱真的张大千

张大千是中国近代作假书画最有影响的一位大家。徐悲鸿先生说他的画是500年来无此君。而笔者要说,他造假画的水平也是500年来无此君。张大千作伪的情况有很多专家都做过专门研究,台湾的傅申先生还写过《血战古人的张大千》,该文对他半个世纪的造假生涯做了全面介绍。笔者在这里想介绍一点不太为外界所知的他造假的情况,并且对他半个世纪造假画的生涯略做分析。笔者将张大千造假生涯分为三个阶段:

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,这是他造假画的初始期。在此阶段他仿造的主要是明清时期书画的作品,从石涛、八大山人到唐寅、陈洪绶的作品都有。由于张大千是个收藏大家,手中藏有这些人的画。伪造的手法往往是东拼西凑,或者是完全臆造。当时这些名家的画作大都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秘不示人,社会上没有多少人见过名家的真迹,使他大量的仿品轻松、顺畅地流入收藏家的手中,其中有些是日本的企业家和书画收藏者。现在看这一时期张大千的仿品,其水平都不是很高,比较容易看出来。

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到建国前。他在这个时期到敦煌临摹了大量的壁画,对唐宋时期的人物画研究得极其深入。而他的书画藏品此时也由明清扩展到唐宋,收藏有南宋董源的山水《溪岸图》、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这样的名作。他又开始大量臆造唐宋时期的作品。由于他此时正值盛年,精力充沛,其绘画的技法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,皆已达到运用自如的境界。加之他手中有真迹可以参考,在装裱和做旧方面都达到了乱真的程度,同那些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和扬州皮匠刀相比,两者不可同语。此时很多外国的收藏家——主要是美国的收藏家们,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兴趣大增,而此时清宫和庞莱臣的藏品又开始纷纷流散到市面上,张大千伪造的唐宋元时期书画也乘这股风潮流向国外。

张大千造的唐宋时期假画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。几年前,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董源的《溪岸图》是不是张大千所造的争论就是一个例证。争论的双方都是当代的书画鉴定大家,如高居翰先生认为此画就是张大千所仿。这个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:张大千有一习惯,他在买到一幅宋元的古画后,往往自己会画上几张,也就是书画行里面所说的“下蛋”。这些“蛋”有的是通过他自己之手卖给别人,有的则是通过拍卖行销货。因为他的仿品水平高,拍卖行和鉴定师很难看出来。我听一位前辈说起这样一件事情:张大千在建国前夕,从一位鉴定家的手中买了一张宋人的山水,买到后他就造了几张。40多年过去之后,这位鉴定家居然在境外的一家大拍卖公司里,看到张大千所仿的“蛋”赫然在列,并且做为重点拍品被推出。而同时去的另外一位鉴定家看了这件东西拍案叫好,弄得这位先生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,最后只能够敷衍了事。

这一时期,张大千所做的假画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喜欢请当时的鉴定大家为他所做的赝品题跋。其中有4个人为他题得最多,他们是:叶恭绰、溥儒、黄宾虹、于非庵。在故宫博物院所办的真假画的对比展中,有很多被现代的专家辩认出来的张大千造的假画上,往往有这些人的题跋,有的甚至三家齐具,这真是假做真时真亦假。这些人都是当时鉴定界的权威,说起话来一言九鼎,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到张大千造假画的混水中?是他们的眼力不济还是另外有苦衷?我们现在无法得知。但是,这些权威人士的题跋已经成为当今辩认是否为张大千造假的旁证,成为反面教员,这是他们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吧。我在这里想特别称赞一下启功先生,自中国书画市场启动之后,他就坚决不再为私人书画藏品题跋了。所以,在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古今书画上面,很难见到启老的题跋。这是对历史、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,真是让我辈后生油然而生高山仰止之感也。新中国建立之后,张大千和溥儒到了海外,张大千所造的假画只有请溥先生一人来题了。

第三个阶段是从张大千到海外直至去世。这一时期,张大千自己的画名气很大,画价也很高,但还是和唐宋古画无法相比。他在这个时期造了很多唐宋画作,如北宋李公麟的人物、南朝张僧繇的罗汉等。由于海外的公私博物馆中藏有大量的中国唐宋时期的绘画,张大千得以饱读之,故此时所造的假画比在国内时作的更加老到成熟。再加上他早年在日本学习过染织,对国外新的颜色材料很熟,他用这些新材料来做旧,使他的假画更逼真。有学生回忆,张大千在巴西居住期间,他有一间画室和卧室相连的,每天清晨四五点钟他就进小画室作画。通常而言,清晨四五点钟是不会有客人来访的,而和卧室相连的画室更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。为什么张大千将自己作画的时间安排得如此早,地点又是如此的私密?理由很简单,就是为他在造假画时不受外界干扰。还是这个学生回忆,张大千曾经拿出来一张石涛的画让他看哪一段是接笔,哪一部分是石涛的真迹,因此看来,他不但在造唐宋时期的假画,明清的老本行也没有丢掉。

是不是张大千的假画就真能够与真迹无异?其实并非如此!钱松岩先生的女儿钱心梅曾对我说,有一次钱先生曾指着日本最权威的《南画大成》中收录的清代石溪的山水画对她讲:此画只有三分像,肯定是赝品。据笔者研究,这画是张大千和他的学生何海霞一起造的,何先生为此很得意,因为他们骗过了日本的中国通,被《南画大成》收进去。为什么钱先生看印刷品就肯定石溪的画是假的?这主要是他对石溪的山水画下了大功夫,有的画临摹了上百遍,故可立见真伪。笔者认为张大千在各个时期所造的假画,并不是真伪莫测的,只是我们对传统中国画的认识还不深入,只要下够功夫,是完全可以识破庐山真面目的。

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吴湖帆

吴湖帆是民国年间上海最有名的画家“三吴一冯”之一。他的祖父是著名的书法家吴大征,家中祖传的青铜器和书画很多,加上吴湖帆的眼力好,后又收购了大量的明清书画,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书画收藏家之一。吴湖帆在书画鉴定上的成就之高,可以从鉴定黄公望的两件山水画上体现出来:清代乾隆非常喜欢历代书画,但在鉴定的时候有时失之于主观的臆断,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看成赝品的就是吴湖帆。20世纪30年代,吴湖帆在为中国古物赴英国展的展品审查过程中发现了,为这件真迹平了反。他还在朋友的书画旧藏中偶然发现了《富春山居图》的首卷《乘山图》,并以高价收购下来,此画现在是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吴湖帆在他的收藏生涯中也存在一些问题:一是他收进了一张所谓的宋代画家梁楷的《睡猿图》,其实这张画是张大千造的。他收到之后,请著名的鉴定家叶恭绰于该画的诗堂上面题了“天下第一梁疯子”七字跋文,此画现存海外一家博物馆中。笔者从该画的影印件上看,明显是张大千自己的画风,与梁楷的风格差别很大。但从吴湖帆在该画上写的跋文来看,他很肯定地认为此画是家传之宝,珍贵异常。以吴湖帆的鉴定水平和他对张大千画风的熟悉,加之画上还有张大千请叶恭绰来“帮忙助阵”的题跋,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,吴湖帆应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件老朋友的杰作,上当的可能性很小,所以笔者认为,这是吴湖帆明明知道是张大千造的假画,他为了经济目的,故意编出自己上当的故事来骗骗世人而已。如果我对此画怀疑尚有可怀疑之处,那么,另外一张假画很明显是吴湖帆在明知假画的情况下,而故意真题。现藏刘海粟美术馆的,原为刘海粟旧藏的元王蒙的《溪山秋霁图》卷,是一张很明显的赝品,其作伪的时间应该在清代中期。该画后部明人的二跋不伪,应该是从他处移过来的。画作前面的引首和尾跋都是吴湖帆所为,细观的确是他的亲笔不假。这就让人匪夷所思,吴湖帆自己的手中就藏有王蒙的真迹,他对元人的画风和纸张等问题也是了如指掌,观此画的仿造水平很低劣,无论是皴法和石法无一和王蒙的风格相符,特别是整体的布局更是前后气脉不畅,连苏州片子的高仿都不如,以吴湖帆的鉴定水平是不会看不出来的。但是,他为什么为老友刘海粟的藏品一再题跋?究其原因,可能是碍于老朋友的面子无法推脱,或许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,旧时请名家为古画题跋是有很高的润笔费的。吴先生或许也是难以免俗的。笔者认为,对古代鉴定家的意见要实事求是,不能因为是大名家就一味地盲从,更不能因为名家的题跋真就万事大吉,还是要看具体画作的真假而定。明代董其昌为一些古画题的跋就并不一定对。鉴定家也是人,生活在现实之中,我们不可能对他们求全责备。有时他们也会说些违心的话,写一些违心的鉴定意见,对此,我们这些后来者除了要原谅他们的苦衷之外,也要提高警惕才对。


流水作业的谭敬造假集团

说起中国近代集团作伪来,是不能不提谭敬的。现在收藏界知道他的大名的人不多了,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,他可是大名鼎鼎。他的集团所做的假画不知让多少收藏家和博物馆上当受骗。著名鉴定家张珩在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的时候,经常对周围的人说:在海外征集书画的时侯,要特别地注意从谭敬手中流出的东西。

谭敬(1911-1991年)号和厂,祖籍广东开平,出生于经商世家。早年他曾向著名的词人潘飞声学习填词,有较高的文化修养。由于他的经济实力雄厚,购买字画只问好坏不计较价格,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收藏了许多元代的书画,其中有张逊的《双钩墨竹图》、南宋赵子固的《水仙图》、赵子昂的《双松平远图》、倪云林的《虞山林壑图》等。这些画有的是从庞莱臣手里买来的,有的是请他的好友张珩转让的。虽然他的经济实力雄厚,但眼力并不是很好,经常需要别人为他掌眼。一次,有人从东北长春买回原为清宫旧藏的李唐《晋文公归国图》和宋高宗手书《左传》,作品后有倪云林和明代吴宽的跋尾。这两件东西对方开价100根金条,谭敬还价到70根,并要求先留在他这边鉴定几天再付款。几天之后,他对来人说“赝品奉还”。最后这两幅作品被张大千买走,并在香港公开出版。

1947年左右,谭敬和他的师兄汤安开始大量地制造假画,出售给收藏家或收藏机构。汤安找到许征白、郑竹友、胡经、王超群等书画界的高手来造假画。其中,许征白仿画、郑竹友仿款字、胡经刻图章、汤安全色做旧之后再由王超群装裱完成。他们造假的地点是今天上海的岳阳路(祁齐路)175弄2号谭敬的私人住宅,一座旧式花园洋房。这个造假的集团在当时是极其隐蔽的,外界无人知晓,平时只有谭敬和金城的女婿徐安来看看。徐家中存有很多旧印谱和旧纸、旧笔、旧墨,提供给谭敬造假集团使用。据说谭对所造假画的要求非常严格,很多用来造假的纸、绢、颜料都是清宫的旧物,计价要20多两黄金,可见其成本之大。他的这个集团所造出来的假画主要是通过洋行的买办销售到外国去。因为他所造的东西主要是宋元古书画,动不动就要多少根金条,国内人是不敢染指的。曾有一位洋人仰慕谭敬的大名,通过上海的古玩商洪玉林和谭结识后,一次就从他的手中以1000两黄金的价格买走了8件高仿的古画。谭敬到底卖了多少高仿的古代书画,真是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谜了。这里举一些经他之手卖到国外的赝品:宋徽宗赵佶的《四禽图》、马远的《踏歌图》、赵子昂的《三竹图》、盛懋的《山水轴》、赵原的《晴川送客图》、朱德润的《秀野轩》卷等。

上海解放前夕,谭敬感到大势不好,将所藏真迹和伪造的书画装箱带到香港,原以为下半生不用愁了。天有不测风云,他到香港后因开车撞死人吃官司,为了平息此事,他只得卖掉自己的藏画。此时,他已经不需要古玩商了,而是直接送到拍卖行拍卖,其中有文天祥、黄山谷的草书长卷,赵子昂的楷书极品《妙严寺记》、《胆巴碑》等。之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国内,因为历史问题,他被政府关进了监狱,在安徽的劳改农场劳教了几十年才恢复了自由。当他上个世纪80年代又重新出现在香港的时侯,国际上的中国美术史专家们和收藏家们都震惊了,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让他们大费脑筋、大跌眼镜的谭敬居然还好好地活着。

谭敬作为一个收藏家,他的收藏也很丰富。他离开香港之后,一部分书画放在他母亲唐佩处,其中有宋米芾的《向太后挽辞》、赵子昂的《临十七帖》、杨维桢的草书卷等名迹,通过香港的徐伯郊之手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购,成为该院的镇院之宝。

庞莱臣与书画高仿品

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自然要属庞莱臣了。他的书画收藏真是富可敌国,所著的三种《虚斋名画》图册在海内外影响甚远。许多国外的中国书画收藏家们找他购画,他也向国外卖了许多宋元的真品,但是他也做过“下蛋”的事情。他在其所著的《虚斋名画续录》中收录有宋徽宗赵佶的《鹆图》,这件画作是宋徽宗传世不多的墨笔花鸟作品之一,水墨韵味非常儒雅,用笔也潇洒自如,非一般宫廷画家作品可比。所以,笔者倾向于这件作品应该是宋徽宗的亲笔而不是代笔。但是,因为此画在国外展览之后影响很大,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收藏家们对这张作品特别感兴趣,他们让庞莱臣开价钱。在多次被逼无奈的情况下,庞莱臣就让他的门客,即为他掌管书画的陆恢复制了两张,一张被卖到日本,一张被卖到美国,成为所谓的双胞胎。而真正的原作仍在庞莱臣手中。另外有种说法是因为原作的品相太差,被毁掉了,笔者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,试想有哪一位收藏家愿意将自己心爱的东西随便毁掉?很多宋代的古画虽已是千疮百孔,但依旧做为珍品被我们珍藏着。解放之后,此画的真迹被南京博物院所收藏,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幸。 (张蔚星 施政)

简单辨别字画真假

如何字画的真假,专家的观点是:要看得多,并且要很留心地看,久了,感性知识多了,就有了辨别能力的基础。至于鉴别的方法可纳为四点:

(一)看时代风格。总的说,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格。你看它是什么时代的风格,再参照其他特征,其他因素,然后加以判断。

(二)看个人风格。如果所看的作品,与平常所见此人风格有差异,就可能有问题。当然个人风格也有早年、中年、晚年之别。有的人变化很大,前后判若两人的情况也是有的。但是对其人作品看多了,也会看出线索找出根据的。

(三)看纸张。宋朝的、明朝的造纸原料与制造方法是不尽相同的,可以用放大镜进行考察。

(四)看图章的篆刻风格与印泥质量。

书画“印刷后添墨”造假法辨识

当我们彻底了解了 “全部印刷”和“局部印刷”两种印刷术后便知道,印刷品再逼真,毕竟还不能与真迹相提并论。

与“局部印刷”的某些作伪思路相似,有一种 “印刷后添墨”造假法也是采取印刷与手工结合的操作方式。此种造假是在实施了或“全部印刷”或“局部印刷”后,对成品所印刷的某些局部再做辅助性笔墨的“还原”与修饰。从基本原理上说,印刷作伪无论技术多么先进、手段如何高明,最像的还仅仅只是造型(形状)元素的部分。就整体而言,成品的笔墨气韵与真迹必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。最明显的如书画笔墨元素总要显得平(笔的枯湿感弱化)、板(墨的丰富性减少)、僵(笔墨韵味气息耗失)几许。“印刷后添墨”是一种弥补印刷成品笔墨生动性不足的有效手段。近年来,随着书画印刷造假技术在不断进化以及后期“研发”的同时跟进,作伪者常把“印刷后添墨”作伪手法运用于名家书法的仿造。

辨识“印刷后添墨”有三种方法:一是鉴定该类成品不能只随意看某局部而不顾及全局,因有些伪作局部的赝制效果也许极其逼真,到一览全局笔墨时就不见得“添”衣无缝,伪作总体气息必与真迹有差别;二是这类赝品不论是书法还是画,其最像的内容是造型,故鉴定者绝不能视某成品的造型水准高,就不细察其他内容匆忙下结论,此是“辨识大忌”;三是凡印刷作伪型的成品就摆脱不了母本,因此哪怕“印刷后添墨”的成品与真品极其相似,有时查查身边的资料也未必不是“多快好省”的鉴定方法。


点击次数:97  发布日期:2018-09-15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